世纪之交的思念

父亲曾说自己是“世纪末的孩子”，有过“世纪末的悲哀”，因为他出生于1900年。“世纪末的悲哀”这一词虽是从外文引进的，但父亲心中的悲哀却是地道的国产。19世纪末页的古老中国，曾有多少可悲可哀的事啊！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父亲在天津南开念书时，虽只有十五六岁年纪，却已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也正是在南开，父亲受到新世纪的洗礼，开始寻求救国的途径。1918年东渡扶桑时，他想的是要学工，要科学救国。然而由于高度近视，不能制图，不得不改学文科。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文科学习时，他曾沉溺于西方童话世界之中，并成为创造社七个发起人之一。1923年进入东京帝大攻读法国文学专业，又迷上象征主义。其实，无论是对西方童话还是象征主义的沉迷，父亲都是在作一种追寻，因为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是许多民族的文化源头；而进入象征主义世界的主要原因，是想解决“五四”以后我国新诗面临的散文化、韵文化的危机。随之就有了他对国民文学的热忱和那篇被誉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奠基”之作的《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就是现在，我也可以想象出当年他在月光下，琢磨着如何表现月光的运动与心的交响的痴迷形象。父亲就是这样，他喜欢思考，总爱一边散步一边思索，旁若无人地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显然是在心中肯定着或否定着什么……

父亲曾说自己是“东北大野的儿子”。他是那样深情地描写过故乡的茫茫雪原和灿烂秋景。我也曾入迷地听他讲述松花江如何开江，骄阳下的高粱怎样晒红米。想来正是东北大野的肃杀和绚丽，给了他对诗歌最初的灵性，使他走进了象征主义。然而，对于怀着“世纪末的悲哀”的父亲来说，“外来的东西”只能慰他的悲伤，却不能引他“直直前往”，他需要的是民族生命力的“膏梁”，而不是病入膏肓者的“药汤”。就是在创作《旅心》集中那些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诗篇时，他也不是在寻求神秘的世界和人生彼岸，而是认为“诗歌不是在九霄天外，诗歌就在人间的国里”。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在《旅心》集中“亦是隐含着亡国之泪”的。正因为如此，1926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在他未能挣脱象征主义的缠绕之前，曾一度写不出诗来了。然而，在1929年夏回到吉林之后，父亲心中的诗情就像是一颗在空中飘荡的种子，一下子扎入适宜的泥土，迅速地发芽成长起来。从此，父亲开始了诗歌创作的一个新阶段，陆续写出一些反映东北人民的苦难和惨烈斗争的诗篇（后来集结为《流亡者之歌》）。显然，又是“东北大野”的苦难，使父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

1931年初，父亲在上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并负责左联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的工作。1932年他和杨骚、任钧、蒲风等发起成立了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被认为是该会的“带头人”。他以诗歌会同人名义在《新诗歌》发刊诗中呼吁：要表现“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情绪”，要“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而且要用“俗言、俚语”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他还提倡在群众中开展诗歌朗读运动，自己也到群众中去朗读，并写过好几篇大鼓词。他的这些观点及实践与他原先对象征主义的沉迷，反差实在太大了，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其实，在父亲的身上，本来就存在着这两方面的因素，不管他如何进入了外国文学的世界，他仍旧是“东北大野的儿子”，依然深爱着那片辽阔壮丽的土地和它极富生命力的民间文化气息，只是由于时代的不同需要，他才在不同时期显示出自己的不同方面。应该说，只有把这两方面联系在一起，才能了解真正的穆木天。记得小时候，父亲有时兴致勃勃地翻开一本法文大词典，让我辨认乔治·桑和圣母玛利亚的头像；有时又笑眯着眼，拍着巴掌，教我说唱老家的民谣：“张大嫂，李大嫂，上南洼，采豆角……”

在自己的生命道路上，父亲是个从不止步的旅者，他的三部诗集从名称到内容都表明了这一点。在《旅心》集中，他说自己是一个“永远的旅人”，要“永远前进”，不问“哪里是欢乐”，“哪里是忧愁”，并期盼着有朝一日人们能认识神州禹域的“黄金的荣光”。在《流亡者之歌》中，他满怀着对盘踞在故乡土地上的“禽兽”的“仇恨”，呼喊着要“武装起来”，不能做“殖民地的贱民”。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写的《新的旅途》中，他对祖国未来已不再是朦胧虚渺的期望，也不再有“流亡者”的哀伤，而是在“盗火者”的激情中充满了对祖国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创作方法上也开始了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遗憾的是40年代以后，他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诗歌创作，没能把自己的不同方面结合起来，进一步去实现自己的诗歌理论……

在人生的新旅途上，父亲似乎并不在意自己诗人的桂冠，只要能为争取新中国的早日来临，能为建设祖国的新文艺而战斗，能用什么武器，他就用什么武器。这自然也和他自身的性格特点有关。父亲不善于社交，但和青年学生却一向相处得特别好，总是从各方面去关心青年朋友，《给小母亲》、《赠耘夫》两首诗，就是他专门为鼓励两位正在苦闷中的年轻朋友写的。父亲不善于与人寒暄，平时甚至有些“木讷”，然而讲起课来，却思潮如涌，滔滔不绝。显然，他不只是看重教书育人的意义，而且十分喜爱这一工作。早在1930年于吉林大学任教时，他就说过：“现在我认定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只要我们能把青年渡过去，做什么都要紧。翻译或者强过创作。教书匠都许是要紧的。以后我就要做桥。”一生中，父亲几乎都没有脱离教学岗位。学生们都爱来找他探讨各种问题，穆老师在认真回答问题时，还经常和他们开点玩笑，那时家里就充满了青年学生们的欢声笑语。而平时，家里一般总是静悄悄的，母亲在伏案工作，父亲则鼻尖贴着书本或稿纸、卷子，似乎在闻着什么极有滋味的东西……

父亲的兴趣和才能是多方面的。中学时，数理化和国文成绩都很突出，英文成绩也不错；到日本后学了日文、法文；30年代初在上海又自学了俄文。一生中，在写诗、论诗和教学的同时，他几乎都在从事翻译。穆木天是我国第一位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巴尔扎克的作品进行系统介绍和研究的学者。从30年代开始，他还翻译了不少俄苏作家的作品。解放后，根据当时的需要，父亲满怀热情地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教学和外国文学、儿童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上，解放前这两门课程在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中文系是没有开过的……1957年父亲在政治上蒙受冤屈之后，作品不能发表了，不能给学生讲课了，他只能通过翻译外文资料，帮助青年教师备课。直到“文革”开始前，他每天仍然鼻尖贴着书本和稿纸伏在书案前，不断地看着，写着……